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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权制度的完善
作者:张虹 王敏  发布时间:2012-03-21 10:59:26 打印 字号: | |

当事人处分权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享有的一类重要权利。它既包括支配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又包括支配诉讼程序权利的自由。然而,由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审判权的过多干预,处分原则在我国一直处于非原则半睡眠状态。[1]基于此,本文旨在分析处分权行使的现状,探究其行使不畅的原因,并提出建议,力求当事人处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当事人处分权的内涵及行使条件

(一)当事人处分权的权利来源

当事人在诉讼中支配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程序权利的处分权来源于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

1.历史渊源。处分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即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行使或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原则反映民事诉讼的特质,其法理学渊源为罗马法中的私权自治原则。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首次确立了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处分原则,处分原则最初的意义系指诉讼的进行应由当事人掌握,即诉讼当事人有发动诉讼、推动诉讼、放弃诉讼和同意对方主张的权力,具有强烈的当事人主义倾向。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奥地利、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发展和改进了处分原则,强调民事诉讼的公权性质,进而加强了法院在诉讼中指挥运作的职权,处分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官职权限制。

2.现实背景。处分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权关系具有个别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任何他人都不能代替当事人进行判断。所以,只有在保障当事人能按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的情况下,各种资源才能趋于合理,当事人追逐的利益才有可能实现最大化;相反,不法干预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行为,即违反私权自治的行为,是对市场经济方式的违背。[2]

3.法律依据。为了保障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的实现,使当事人通过自主意思所追求的利益最大程度地得到满足,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该条款明确赋予了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双方处分权。因为该条款属于《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基本原则部分,故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确立了处分原则为基本原则。

(二)当事人处分权的内容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的处分权包含以下内容。

1.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当事人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是通过法律规定所赋予的,是一种法定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起诉时当事人可以自由确定诉讼请求的范围;第二,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变更实体请求,如撤回一部或全部请求,扩大或缩小请求范围和数额,将此请求变为彼请求;第三,承认对方当事人的某些事实主张或诉讼请求,并因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判决执行前,双方当事人可以就实体权利义务自行和解;第五,判决执行中,双方可以达成和解协议改变执行内容。

2.对诉讼权利的处分权。从诉讼程序的角度来说,处分权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依法选择适用具体程序的权利,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第一,当事人有权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当事人既可以选择非诉方式如调解、仲裁等,也可以选择诉讼方式;第二,提起诉讼后再撤回诉讼;第三,在判决前任何时候与对方当事人和解;第四,同意或拒绝法庭的调解;第五,被告有权提出反诉;第五,双方当事人均有上诉、申请再审的权利;第六,对裁定、判决等申请执行的权利。

()当事人处分权行使的条件

当事人处分权的实现,不仅需要法律条文予以明确规定,还需要以下几个条件综合发挥作用。

1.当事人意思表示自由。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是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完成的,这一意思表示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只有在当事人完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处分权所追求的当事人自治才可能真正实现。为确保诉讼中当事人意思表示自由,一方面要保证当事人做出意思表示时未受到对方当事人、律师甚至是个别法官的欺诈、胁迫、误导;另一方面要确保当事人在了解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意思表示,防止其意思表示失真,即表示的意思与心理真实的意思不符。

2.当事人信息交流充分。充分的信息交流是行使处分权的又一重要条件。当事人只有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自己的诉讼状态做理性的分析,并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诉讼行为,以把握处分权所赋予的利益。掌握信息的一方当事人有义务向对方当事人告知信息;法官发现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认知上有重大差距,而造成处分权的行使受阻时,应当做出必要的释明。信息交流充分,进而才能确保意思表示真实。

3.法官中立地位。这是处分权行使最有力、最重要的保障。若无中立的法官,则无公正的审判,更无自由行使处分权可言。法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回避的规定和立审分离的规定;不得诱导、威胁一方当事人同意和解或调解;除经当事人申请或法律特殊规定外,法官不得主动调取、收集证据;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不得阻止或变相阻止一方当事人的正当发言;在进行案件评议时,法官应当充分考虑双方各自提出的证据材料和法律适用,不得偏听一方的意见。

二、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影响处分权行使的因素

鉴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明确确立了处分原则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并认为处分权成为贯穿民事诉讼始终的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通观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些具体规定未能促进处分权的实现,甚至可能损害当事人处分权。现列举数项如下:

1.不当调解致使当事人让步实体权利。《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条文中所说的自愿原则,应视为法律赋予当事人调解中的处分权。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可归结为三种类型:其一调解协议完全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自行协商达成;其二当双方协商出现僵局时,法官才着手干预,对双方进行说服,要求其做出必要的让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其三是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调解方案,作为双方当事人协商的基础,法官积极做双方的工作,最终促成调解的成功。[3]

目前,由于调解方式可以较快结案,且服判息诉率较高,已成为法官普遍热衷并极力促成的办案方式。客观上讲,调解具有化解纠纷,调解结果较易得到履行的优点,但一味追求调解率存在可能侵犯当事人处分权的可能。如在前述第三种调解类型中,提出调解方案的任务不是一方当事人,而是处于中立地位的法官。法官作为调解的发动者、主持者,为把调解意见转化为当事人的合意,往往会调动自身的各种资源,运用职权地位和技术专业优势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可能发生强调硬调、以拖促调、以判压调等现象,给当事人造成若不答应,就这样判的心理压迫。一方当事人尤其是原告,在诉讼能力欠缺,在诉讼中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法官的支持,不得不对实体权利做出让步。只要有第三人在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当事人合意的形成,就不能不受到影响,在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任务的法官介入情况下就更是如此。权力要求绝对服从的属性,更易形成对当事人合意的干预或影响,导致当事人合意的瑕疵,最终可能使以追求合意为目标的民事调解走向反面。[4]当事人处分权的落空可能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作出让步的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但难以举证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无法对调解书通过申请再审程序纠正,从而选择上访、闹访等非法律纠纷解决途径;二是承担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将调解作为讨价还价的机会,利用调解程序来迫使对方作出让步,减少义务承担,拖延履行期限,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权利和法律威严。

2.当事人撤诉权的异化。如前所述,撤诉是当事人主要诉讼权利之一,是处分权的重要内容。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允许当事人撤诉,但予以一定限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宣判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对原告撤诉是否应当征求被告意见,《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规定。这表明,第一,原告能否撤诉,取决于法官依职权做出的判断,原告缺少决定权。而民诉法未对是否准许撤诉的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只能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可能导致法官裁量失当;第二,撤诉问题成了法院与原告之间的事情,与被告毫无关系,诉讼的当事人成了局外人[5],被告因而丧失了胜诉权,其为了准备诉讼而花费的精力、物力也不可能通过胜诉得到任何补偿。

3.再审程序启动职权化。《民事诉讼法》第177条、178条和187条分别规定了三种情形下的再审启动程序,即:(1)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裁决,认为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决,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起再审。(2)当事人对已生效裁决,认为有错误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3)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决,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决,发现有错误的,应当提出抗诉。对检察院的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这一再审启动程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主体多元化。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包括法院、检察院、当事人。三者都可以提起民事再审程序,使得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变得不确定,每一份生效判决都面临着被再审的风险。另一个特点就是主体职权化,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是依职权行使,体现的是公权力意志,而不是依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的处分权被司法机关的职权所掩盖,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是再审程序参与权和再审诉讼实体权利处分权,对再审程序没有程序处分权,不能通过撤回再审申请来终结再审程序。

(二)原因分析

1.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立法。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处分权的种种限制,是由我国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决定的。形成这样的诉讼模式一是由于我国封建法制传统影响深远,历史上刑民不分、司法行政权合一,政府职能强大,公权力渗透私权力范围宽广;二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深受前苏联超职权诉讼模式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入诉讼后,诉讼的司法过程演变为:法院决定民事诉讼的开始和终结;法院指挥诉讼的整个过程;法院决定诉讼的结果。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即便是在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民事诉讼中,法律也要委派履行裁判职责的法官同时担当双方当事人的家长,进行全程的看护、督促、指导。

2.法律事实无法完全还原客观事实。《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一些法官认为,该条文中的事实指绝对事实,法官审理案件的职责应当还原全部事实,在真相面前,当事人的处分权显得无足轻重。但笔者认为,该条文中的事实应当为相对事实,即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已查明属实的证据材料所能证明的、有法律意义的相关事实。[6]该事实也许并非是对既成事件的完全再现,其也难以或不必要完全再现,只要根据收集到的全部材料能够推导出即可。与刑事诉讼法重证据,轻口供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只要是一方在质证或辩论中承认的事实,哪怕有可能与真实情况不符,法官也无需多究。因为法官不是必须弄清一切细枝末节的侦探,只需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事实充当居中的裁判者即可。

3.当事人诉讼能力欠缺。要实现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自治,必不可少地要求双方当事人对自己享有哪些实体上和诉讼上的权利有相对清楚地了解。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法律语言的抽象性和专业性,未聘请专业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往往对处分权知之甚少。当事人因为不知晓法律的相关规定,不清楚自己具体享有哪些权利尤其是程序权利,或者不懂如何按照法律表达内心真实意愿,都对处分权的实现造成了较大阻碍。

三、完善民事诉讼处分权制度的建议

(一)注重调判结合,建立调审分离模式

一是在充分肯定调解在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下,改变过度追求高调解率的倾向,树立调解优先与调判结合并行的思路,适当降低调解率在法官业绩考核体系中的比重。二是建立调审分离模式,实行调解前置,使法官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法官所做工作更加专业化。庭前调解有了明确的责任人,且庭前法官由于不对案件作出裁判,在调解中可以大胆亮出自己的观点,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于已经进行过庭前调解程序,案件进入庭审后法官不必再背负调解的压力,可以查清事实后迳行判决。201110月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笔者认为,先行调解为建立调审分离模式提供了法律依据。三是拓宽当事人对调解书存在异议时的救济渠道,除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外,若当事人能证明调解时存在重大误解或调解协议内容显示公平的,也应视作调解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可以允许其申请再审。

(二)限制依职权启动再审权,赋予当事人撤回申请权

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应当由当事人决定,法院不应依职权去寻找纠纷并主动开始。这不仅是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是诉讼公正的必然要求。法院对诉讼程序的启动只有坚持不告不理原则,才能维持不偏不倚的社会形象。若法院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现并解决社会中已出现的和潜在的的纠纷,势必卷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难以保持公正和中立的地位。

笔者认为,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处分权,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予以适当限制。一是限制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次数。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7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经再审后维持原判的,当事人不得再次申请再审。限制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次数,但是并未限制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次数,也未限制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次数,如若反复启动再审,会致使生效裁判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最终未必实现公正,却造成诉讼资源和当事人精力的浪费,故应对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次数予以明确限制。二是征得当事人同意,并根据案件效果依职权启动再审。一般的民事案件,属于当事人私领域的范围,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若对当事人已经服判息诉的案件进行再审,属于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建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发现生效裁判错误,依职权提起再审前,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综合考虑案件的社会效果,对当事人已服判息诉,社会效果较好的案件,只要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不必启动再审程序。三是赋予申诉当事人撤回申请权。因当事人申诉而提起的再审审查案件,无论申诉人是原审的原告,还是原审的被告,若其撤回申请的理由是其希望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的预期权益能通过自行和解等其他途径得到满足,而又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其申请撤回再审请求时,应予准许。

(三)完善法官释明制度[7],促进当事人正确行使处分权

前文中已阐述,当事人拥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对有效行使处分权的重要意义。然而,并非每个当事人都具有较强的法律水平,也并非每个对簿公堂的当事人都委托了为其出谋献策的律师。适时适当地促进当事人了解相关法律知识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依靠指挥诉讼活动的法官行使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有矛盾、不正确或者不充分时,法官可以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促进当事人提出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的制度。法官这种主动告知的职权,即为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释明权。[8]释明权既是法官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一项义务。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我国法官享有某些释明权。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2003年《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0条更进一步明确,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审判员应对回避、自认、举证责任等相关内容作出必要解释和说明。

但是以上规定并不能说明我国已经全面建立法官释明制度,司法实践中,对法官释明的范围、内容、深度、方式并未统一。而且,虽然法官释明对诉讼能力较差的当事人能够起到救济的作用,但客观上却构成对对一方当事人的单方援助,易引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笔者认为,在建立法官释明制度时,应当进一步明确法官释明的范围和内容,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处分权与保持法官中立公正之间把握平衡点。一是明确释明权的目标。法官行使释明权的目标是解决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认识差异,促进当事人了解诉讼权利,降低因为诉讼能力较差,影响真实意思表达所带来的诉讼风险。二是明确释明权的范围。包括在案件受理阶段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和诉讼风险,庭前证据交换及开庭审理阶段通知当事人举证,庭审时对法律术语进行解释,对双方争议焦点进行归纳,对案由变更、主要法律关系变更等重大诉讼事项予以告知和解释,宣判阶段判后释疑,在当事人自愿终结诉讼时告知其权利救济途径。三是规范释明方式。可以是口头告知,但涉及到重要诉讼权利的释明,应当记载到笔录中予以反映,也可以向当事人发放权利义务告知书,还应当对裁判文书说理部分进行规范。四是建立评价机制。将法官对释明权的履行情况作为评价案件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上诉或再审案件中,若因法官未尽到释明义务而致使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依法发回重审。



[1] 张卫平:《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载中国民商法律网-程序法学, http://www.civillaw.com.cn/cxfx/

[2] 刘心稳:《中国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月版。

[3] 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

[4] 赵信会:《民事调解模式改革刍议》,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0页。

[5] 欧超荣:《论处分原则》,西南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2月版。

[6] 此处是指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应当具备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

[7] 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1996年版。

[8] 江伟,刘荣军:《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载中国民商法律网-程序法学,http://www.civillaw.com.cn/cx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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