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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审视与构建
作者:李银  发布时间:2018-05-26 10:35:26 打印 字号: |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审视与构建

--兼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

 

论文提要: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后,可能得到的“从宽处理”兼具实体性和程序性。其诉讼程序的展开,主要依托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以及2014年开始大规模试点的速裁程序。程序方面,目前我国速裁程序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化法律文件,可能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产生一定影响。实体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实质的量刑优惠,且其诉讼权利不受侵犯值得思考。本文拟从构建科学的诉讼流程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两方面着手解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全文共9400

 

主要创新观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个单一或单项法律制度,而是集实体与程序多种具体法律制度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其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认罪”与“认罚”具有同步性,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侦查、起诉、审判完全相分立的体系有所区别。本文首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出台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其具有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构建科学的刑事诉讼体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以及增强恢复性司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减轻社会矛盾的功能。

其次本文详细分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程序主要依托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以及2014年开始大规模试点的速裁程序,目前我国速裁程序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各省市出台文件的差异性很可能导致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出现各行其道,偏离制度预设轨道的情形。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可能存在被隐形侵犯的风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悉权、辩护权得不到充分保障,二是量刑过程及结果缺乏透明性和协商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拟从构建科学的诉讼流程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两方面着手解决。首先应当建议科学规范的司法流程体系,具体来讲一是要统一规范速裁程序规范化文件,全国各地在速裁程序的制定和适用上应大同小异,既能在总体上保持适用一致,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有所创新。二是提高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作用和地位,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应由法院主导转变为公、检、法三家共同参与,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应当适用统一的量刑规范化文本;三是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量刑过程的参与和协商。再次应当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一是保证辩护人、援助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二是设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回转程序,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以下正文:

为了全面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最高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61116日联合制定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工作办法》)。自此,我国认罪认罚制度正式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运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个单一或单项法律制度,而是集实体与程序多种具体法律制度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制度,1其实践过程必然不是一帆风顺,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现实挑战。因《试点工作办法》对于各地贯彻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指导作用,本文以对该文件内容的解读和思考为切入,同时兼顾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考量展开分析,旨在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一、 要素解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透视

认罪认罚从宽制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认罪”与“认罚”具有同步性,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侦查、起诉、审判完全相分立的体系有所区别。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台背景分析可以看出该制度承载着以下期望和目的。

(一)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构建科学的刑事诉讼体系

目前我国适用的2012刑事诉讼法,将一审程序划分为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并对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删除了1997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化审程序。这一规定使我国刑事诉讼一审程序流程更加科学,也提高了审判效率。随着我国近年来刑事案件的快速增长及冤假错案的不断曝光2,人民对于司法的公正及效率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一方面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加速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处理,另一方面必须对疑难重大案件投入更多精力与时间,精细化审理,确保案件审判质量。目前,刑事庭审实质化的推进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正是对当前司法新形势作出的回应。刑事庭审实质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共同推进将使我国刑事诉讼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

(二)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3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和推进,宽严相济政策在我国的实施取得了重大的效果,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规范化等方面。但宽严相济政策因没有具体的操作措施,在以往的施行过程中主要从实体和量刑方面体现,在程序上与一般案件的处理并无特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上强调对人权的保障,要求通过区别对待,使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时得到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的待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宽严相济政策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得到落实和应用。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

近年来,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法院积案不断增多,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法官办案压力不断加大,当事人对法院诉讼效率的渴求也越来越高。基于此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9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了创新刑事速裁机制、探索认罪认罚案件庭审方式改革。繁简分流、刑事速裁机制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方位、多层次共同构建了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流程,对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具有明显的作用。

(四)增强恢复性司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减轻社会矛盾

恢复性司法是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4与传统的司法模式相比,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性,其将被害人与被告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但强调打击犯罪,更加关注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由于民众对于恢复性司法一直持有谨慎怀疑态度,一旦恢复性司法适用不当,就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花钱买刑的司法腐败现象,因此我国对于恢复性司法的推进和施行也持谨慎态度。随着人权保障理念深入人心,法治逐渐健全,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认同感也在逐步提升。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单列为一个章节予以规定,凸显恢复性司法的的重要性。本次《试点工作办法》明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无疑更加突出了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的运用。

二、实践困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运行中的偏差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后,可能得到的“从宽处理”兼具实体性和程序性。5从程序上来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从实体来看,司法机关应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进行从宽处罚。其诉讼程序,主要依托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以及2014年开始大规模试点的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经过我国多年的研究和运行,相对完备。速裁程序经过前2年的大面积试点与推广,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6可能制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

(一)速裁程序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文件

2014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速裁程序(不少地方也称之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试点工作迅速在各地拉开序幕。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最高法联合发布的《办法》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分别出台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虽然各地方的速裁程序均是根据最高法联合发布的《办法》制定的,但是经过对比却发现各地制定的速裁程序存在较大差异。下面本文以四川、浙江、贵州三省发布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为对象进行比较

速裁程序制定省市

四川省

贵州省

浙江省

制定机关

四川省高院、四川省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司法厅联合制定发布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单独制定发布

浙江省高院、浙江省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联合制定发布

案件适用范围和条件

(一)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三)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四)适用法律无争议以及适用快速办理无争议。

(一)危险驾驶等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二)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三)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四)对适用简易程序和快速办理机制没有异议的

()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不适用情形

(一)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涉恐、涉黑、涉外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三)无罪辩护的;(四)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双方尚未和解的案件;(五)其他不宜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

(一)未成年人案件或被告人为盲、聋、哑人,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二)对指控的事实、证据有异议或者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和快速办理机制的;(三)可能不构成犯罪或不负刑事责任的案件或者有立功线索需要核实的;(四)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五)作无罪辩护的;(六)复杂的共同犯罪或有重大社会影响、敏感的案件;(七)其他不宜快速办理的情形。

()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涉及多个罪名的案件;()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双方尚未和解的案件;()其他不宜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

启动机关和时间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可启动

检察机关启动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可启动

时限要求

公安机关一般应当在犯罪嫌疑人到案后15日内办结并移送审查起诉。公诉部门一般在10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法院一审案件应当在10内审结。

对侦查、移送起诉的时限没有涉及,但要求法院对检察院移送的标注有轻微刑事案件的一般在受理后十二个工作日内审理完毕。

侦查期限、审查起诉期限、第一审审理期限各不超过十日。

 

有无法律援助相关规定

有无下放权限让省内各市县自己再行制定相关办法

无,其规定: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本细则没有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有关规定。

有,其规定:各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各个省市出台的轻微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在适用范围和条件、不适用案件的情形等方面比较趋同。但是对于操作细节存在较大差异。如程序启动方面,四川省和浙江省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均可依职权启动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机制,贵州则未明确启动机关,但是依据其第八条的规定:收到人民检察院移送有“快速办理”标识的起诉案件后,应当日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一般应当日立案移交审理。可以看出启动机关可能是检察院。对于适用速裁程序中的被告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浙江省与贵州省的速裁程序没有提及,四川省则规定适用轻微刑事快速办理机制的被告人需要法律援助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办理期限,各省市规定的也不一样。对于是否赋予下级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局根据本省的规定再行制定实施细则,从贵州省和四川省颁布的规范文件看是没有赋予下级单位再行制定规则的权力,而根据浙江省的规范文件则看出其赋予下级单位自行制定规则的权力,可能每个区市县制定的规定又会有所不同。从以上比较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速裁程序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各地在速裁程序的制定和适用上几乎是各吹各的号,各找各的调。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上对于速裁程序有着高度依赖性,各省市出台文件的差异性很可能导致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各行其道,偏离制度预设轨道的情形。

(二)法律援助阙如

根据《试点工作办法》第十条规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有辩护人,那么他可以听取其辩护人的意见,如果没有辩护人,在看守所的值班律师应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提供专业法律意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律师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各地速裁程序对于是否向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并不一样,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被告人都能享受到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亦如此。7如果速裁程序对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不明确,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能够及时、有效的得到应有的法律帮助也变得不确定。

三)量刑优惠缺乏制度化依据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之前之所以愿意认罪认罚,其逻辑起点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量刑优惠。然而就目前我国的量刑制度来讲,法定的从轻量刑情节主要有犯罪中止、未成年、从犯、立功、自首、坦白、刑事和解、认罪态度良好等。对于认罚,即同意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不是法定的从轻情节,从现在的法理上讲,并不必然获得较轻的刑罚。那么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讲,如果其认罪认罚,很可能失去了无罪辩护的权利,但是在量刑上是否得到优惠并不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积极性。从另一个方面讲,目前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虽然取得了较为较为显著的效果,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多年来几乎只是在法院内部展开。对于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而言,他们的工作重点一般还是放在查明案件事实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定性上,主观上仍然认为量刑是法院的事情。尽管有不少地方要求检察院在出庭公诉时不仅要对被告人的行为性质进行定性,还应当对被告人行为的量刑进行说明,但是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都是按照罪行对应的法条规定提供很笼统、范围较宽的量刑意见。如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进行推广适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必须转变角色意识,积极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

三、权利危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可能存在被隐形侵犯的风险

《试点工作方案》第六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没有社会危害性的,应当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相比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试点工作方案》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当事人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改变强制羁押的方法,从这一点来讲是加强了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然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仍然在以下几方面存在被侵犯的风险。

(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悉权、辩护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与认罚两个行为进行合并处理,要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明智的选择,至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对公诉机关或者侦查机关掌握的信息具有足够的了解。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拥有充分的知情权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现实情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移送起诉阶段都处于被羁押的状态,无法全面获悉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案件信息材料,即使犯罪嫌疑人未被羁押,由于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也不能辨别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收集的材料中哪些对自己有利,哪些不利,控辩双方信息明显不对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很可能为了达到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目的,对犯罪嫌疑人的有利情形进行隐瞒,夸大其不利情形,使犯罪嫌疑人心理上产生威慑感,让犯罪嫌疑人在不自愿的情形下做出选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所在。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依托于简易程序与各地出台的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对于被告人是否应该获得律师辩护没有强制要求,而速裁程序中是否有律师介入,不同的省市规定也不一样。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有待进一步思考。

(二)量刑过程及结果缺乏透明性和协商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所以同意认罪认罚,其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此种方式获取的刑期比自己仅仅认罪而等待法院判决的刑期要低一些。但是现实是否真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期待的呢?根据《试点工作方案》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认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同意,一种是不同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在结果上做出选择,并不能从过程进行参与。对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如何得出的犯罪嫌疑人并不一定清楚。以上行为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为了提高认罪认罚制动的使用率和成功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对于认罪的符合认罪认罚适用条件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统统采取大幅度低于其本身刑期的量刑建议,甚至多数采用管制、缓刑等非监禁刑。另一种是采取以往法院粗放式的估刑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量刑建议。对于第一种做法,虽然可能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成功率,但是明显有放纵犯罪之嫌疑,客观上也并非认罪认罚制度想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对于第二种情况,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通过估堆的方式得出的量刑意见很可能比法院实际判处的刑期要长,这样的后果一方面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犯罪嫌疑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性。

四、路径构建:坚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与科学化诉讼流程并重

(一)建立科学规范的司法流程体系

1、   统一规范速裁程序规范化文件

速裁程序在我国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工作,不少地方都已经取得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各省市应当加强对前期速裁程序的调研工作,将试点过程中取得的好的经验加以总结、提炼,不足的地方加以改善。并对照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的《试点方案》要求,对速裁程序进行完善,并将最终版本上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最后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统一适用的裁定程序,各地方可以在最高法联合出台的基础规范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作出一定的修改,最终达到的目的应该是全国各地在速裁程序的制定和适用上大同小异,既能在总体上保持适用一致,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有所创新。只有速裁程序规范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基本一致,认罪认罚从宽从宽制度才能在全国顺利推广,并实现统一适用。届时,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将会形成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并存的三元化审判程序模式。8

2、提高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作用和地位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动和施行,对于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的重要性必须提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既要让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现刑罚上的“从宽”,进而达到“认罚”的结果,又要遏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围绕量刑问题产生的“权钱交易、滥用职权、徇私枉法”问题。首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能再把自己的角色仅仅定位为侦查、审查起诉,还应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应当判处的刑罚有精准的掌握。即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应由法院主导转变为公、检、法三家共同参与,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应当适用统一的量刑规范化文本。该文本可以在法院前期已经取得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成果基础上,各家统一协商,共同制定。制定的量刑规范化文本应当更加细化并体现出实用性。首先,可以在现有的15种常见犯罪罪名基础上扩大罪名的适用范围,如将基层法院中常见的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纳入其中,将更多的罪名纳入量刑规范化,才能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具有适用性。其次对量刑起点、刑罚量增减、量刑情节调节幅度进一步细化。

3.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量刑过程的参与和协商

对于认罪的犯罪嫌疑人经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讲解,如其有认罚的意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制作量刑建议表,量刑建议表中应当包含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的罪名、该罪名的法定最高刑期和最低刑期、犯罪嫌疑人现阶段已经查明的法定从重、从轻情节,根据量刑规范化文件的规定,逐步计算出犯罪嫌疑人应当判处的刑期,量刑的过程和结果应该公开透明,有理有据。另外还应当明确告知表明犯罪嫌疑人其同意量刑建议的法律后果。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制作了初步的的量刑建议表后,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在律师的帮助下决定是否同意量刑建议表并签署具结书。对于自己从重、从轻情节适用的刑期增减幅度,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律师的建议下提出异议,由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检察院共同协商确定。对于在辩护人、援助律师帮助下同意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表的,提供帮助的律师也应在该表上签署自己的姓名,以提高律师在参与中的责任心。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不同意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仍然应当按照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进行诉讼,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不自愿的选择。

 ()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1、保证辩护人、援助律师参与其中

法律认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前提,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为缺乏的就是对法律的认知。以提高法律认知为目的的法律帮助,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彻底性、自愿性的最好途径。9对于援助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可以在速裁程序进行统一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看守所安排值班律师,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初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愿意时,如自己没有委托辩护人,可以向看守所驻所检察员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由驻所检察员告知司法行政机关,再由司法行政机关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在接到通知后应当首先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初步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是否属于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适用范围,针对属于认罪认罚从宽处罚适用范围的案件,援助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法院要求阅卷了解案件情况,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权。在援助律师掌握案件情况之后再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整个过程应当有书面的记录。对于由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主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值班律师也应当及时介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阅卷宗,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发表专业意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具结书应当有法律援助律师的全程参与。

2、设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回转程序

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认罪认罚应当在其辩护人或者援助律师全程参与下进行,其知情权和自愿性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保障,但是仍然不排除存在个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在受胁迫或受利诱,甚至为了一时意气为他人顶包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选择。因此,有必要设置一种回转程序,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该回转程序应当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签署具结书之后、法院审判结束之前提出,并说明事实和理由。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程序回转的要求后,司法机关应当只做形式审查,而不应过多干预,也不能以理由不成立拒绝程序回转,因为认罪认罚必须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做出,才能达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预设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反悔的,应当按照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继续办理。法院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也应当重点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一旦发现被告人并非自愿认罪认罚的,应当立即启动回转程序。

 



1顾永忠、肖沛权《“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亲历观察与思考、建议——基于福清市等地刑事速裁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调研》,载于法治研究2017年第156页。

2根据最高法2016年的工作报告,我国2015年共计审结刑事案件109.9万件,比去年同期增长7.5%。另2016年,全国法院在前三年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2337人基础上,新纠正重大冤假错案1117人,数量达到历史新高。其中,河北聂树斌案、海南陈满案均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09

4刘国荣、姚宏科《引入恢复性司法之构想》,载于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4/04/id/114173.shtml2017620日访问

5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于《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6参见张天姿《我国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探究》,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论文;廖大刚、白云飞《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运行现状实证分析—以T市八家试点法院未研究样本》,载于法律适用2015年第12期。

7《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七条只规定了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有义务为其提供辩护人。

8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载于当代法学2016年第43页。

9游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规范化的全流程实现———以海淀区全流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为研究视角》,载于法律适用2016 年第 11 28

来源:刑庭
责任编辑:彭州市法院网站管理员